2025年上海CBLJ高峰论坛

陈禕分析了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促进政府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家对于容错的相关规定，并理清了容错机制的范围。他说该机制打开了国有企业建立容错机制的通道，把容错的概念嵌入在章程、基金设置投资策略中。

姜伟分享了母基金向子基金投资时的尽职调查经验，指出了不同类型的子基金需要关注的重点。姜伟认为，母基金对子基金的甄选及严格尽调，是管理人工作的关键环节。母基金应擦亮自己的眼睛，为投资人选出较好基金。

李慧玲结合自己的实操经验，分享了母基金退出过程中的相关经验。李慧玲认为财务投资人最终的结局都是实现退出，而退出的策略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被动，一种是主动。被动指子基金直接控制项目端，在子基金进入退出期就开始介入，制定退出策略。主动则是指转让S基金份额做退出。

项亚琪分享了保险资金作为耐心资本的投资策略。项亚琪指出，近年来，平安PE投资逐渐转移到以并购为主的方向。并购的完成主要有与投资机构合作、与产业资本联合等方式。

陈一敏从法律服务、律师服务的角度，分析了这些年母基金、并购基金的趋势变化。他说，2023年之前，盲池基金、直投类基金较多，而2024年以后非标类的项目相对较多。现在，母基金非常活跃，并购基金较往年体量有上升，因此他预测，往后看一两年，并购基金和母基金还会是非常有潜力的市场。

现场照片

如何处理不良资产一向是企业需要努力破解的一大难题。

针对这一问题，钱欣分享了自己关于破解执行难的相关经验。在处理不良债权过程中遇到的障碍，以及近两年面对障碍时采取的做法。他建议通过拉进新的责任主体增加执行可能性，以及在执行过程中邀请民间调解机构调解。

朱兴东则从微众银行的具体经验，分享了处理不良信贷的业务经验。他提到在法院立案处置小微贷款不良资产时面临的普遍痛点，以及如何通过“赋强公证+执行”的新模式，让逾期的客户做减免息及分期来化债。

卢文分享了保时捷金融的法催过程和资产清收过程中的经验。卢文认为，风险防范远远大于风险应对，所以非常鼓励法务团队进一步延伸出缴业务，从催收阶段到租中管理阶段再到信审风控阶段。

刘晨曲分享了资管行业破解执行难的相关经验。他认为资管行业目前面对“赢了判决，输了执行”的困境，而针对这一问题他认为资产管理人可尝试以投行的角度来实现资产处置。

崔丽莎分享了在建筑相关领域破解执行难的经验。她认为对于应收账款，非诉方式很有效；找到关键人沟通进行谈判磋商是第一策略，如果行不通则只能进入诉讼阶段。在诉讼主体方面，应尽可能多地扩大起诉的范围以增强执行的可行性。

现场照片

在当前复杂商业环境下，并购交易面临多重不确定性，风险管控成为决定交易成败的关键。多位专家从不同维度，系统阐述了覆盖交易全周期的风险管理策略。

李姜黎认为交易的可行性评估应从实效性与安全性出发，系统性摸排风险：首先需探查出售方意图与背景。其次，关注实控人的人品与市场口碑。同时，识别特殊主体的程序要求，并选择专业的外部尽调机构。最后，企业内部应建立清晰的投资决策流程，通过高效协同保障并购项目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顺利推进。

侯怡清则从海外并购交易的角度分析，强调需从交易架构设计与合同主体安排两方面切入风险管控。交易架构需结合目标国审批要求、税费政策及法律保护机制等因素审慎设计；在合同主体安排上，买方可通过设立当地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收购主体，实现物理隔离，避免潜在诉讼或税务问题波及现有业务或上层股东。

张江波重点关注法务团队在公司收购过程中的角色转变作用。尤其在新能源锂电领域的跨国合资项目中，法务团队的角色正从被动支持转向主动引领，全程参与从保密协议到交割的各个环节，不仅需管控法律风险，更应深入业务逻辑，成为项目推进的关键枢纽。

陈云晓对此表示认同，并补充道：“并购交割仅是长期整合的开始，法务需持续关注‘婚后’风险。”陈云晓指出，交割后应尽快盘点标的企业的重大合同，识别卖方在交易前为抬高估值可能签订的异常或高风险协议，防范潜在欺诈。此外，应尽早组建专业团队推动企业文化和制度的深度融合。此外，在管理层对赌期内，企业需着力将核心竞争力真正内化，而非仅依赖原管理层的短期配合。

安宁则从刑事风险防控角度提出警示，投资并购纠纷可能激化至“极端”，引发合同诈骗等刑事案件。他结合案例指出，防控需重点关注四方面：确保交易目的真实，特别是依赖未来收益的收购。确保评估程序独立，避免评估流于形式或受一方操控。合理把握交易介入程度，过度控制可能在后续维权中不利；加强内部人员管理，防止因个人行为损害公司立场。并购各方应在全流程中保持刑事风险意识。 

现场照片

随着企业跨境经营日益普遍，法律架构设计、合规管理与跨境争议解决已成为企业必须应对的关键课题。多位专家从不同角度分享了他们的洞察。

杭东霞指出，港股上市公司法律结构复杂性、争议多元，主要源于其跨境上市架构与多元化投资主体，包括国企、民企及外资。不同投资主体在保值增值诉求与交易目的上存在差异，导致法律安排易生冲突。“最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是在于协议效力的问题，”她说。为此，她建议企业从商业实质出发，通过审慎选择法律适用与争议解决地，在无法完全消除冲突的情况下，尽可能平衡各方利益。

王玉德进而谈到：“作为A+H股上市公司，合规面临多重新挑战——双重的监管压力、数据合规的复杂性、尤其是ESG日益严苛的要求。”为此，企业需设立全球专职ESG团队，并将相关要求融入长期规划，虽显著增加企业经营成本与管理难度，却是企业走向国际化经营所必备的能力。

周佳兴对比了监管逻辑的差异。他强调香港资本市场呈现披露为主、事后监督的特点，高度依赖市场自律与事后追责，诚信形象至关重要。“你的诚信如果出问题，你就会被整个市场抛弃，”他说。这要求上市公司必须将持续合规置于首位。

当风险演变为实际争议时，情形则更为复杂。王文君以证券合规与诉讼领域为例，此类违法行为往往同时触发行政、民事与刑事三重责任，形成“立体化追责”。 她对比了两地股民索赔机制的差异：境内诉讼机制多样，索赔规模巨大；香港则主要通过证监会申请强制令实现赔付，呈现“大案集中”特点。她特别提醒，北京金融法院已有裁定支持境内对H股上市公司行使管辖权，只要行为损害境内投资者权益即可适用新《证券法》，这标志着跨境管辖的扩展。企业需同时关注两地监管，加强事前合规与危机应对能力。

严军指出，医药行业BD（许可引进/输出）交易的特殊性在于双方利益深度捆绑。“你想要这个技术不是只有专利就可以，而是需要利用它原来申请的渠道，继续把试验做完。”他提醒，协议并非越严苛越好，关键在于实现风险共担与激励相容。条款若过度倾斜一方，易导致合作方以非根本性违约等方式消极对抗。他特别强调关键术语定义需清晰，如“临床三期成功”的具体标准，并建议可在保密协议中增设互不挖角条款，形成必要威慑，以保障长期合作的稳定性。

现场照片

主持人章煦春以可信数据空间（TDS）的标准出台作为切入点，提问如何通过空间解决医疗数据场景的信任问题。

罗震将关注点聚焦于TDS在标准制定与技术实现层面的双重含义。从国家标准的制定角度来看，“可信”的核心在于“知行合一”，即确保数据流通的实际操作与预先商定的规则保持一致；在技术实现层面，可通过数据加密、隐私计算等多种路径，确保“数据可用不可见”，实现数据的安全流通。发展趋势是通过标准将合规要求与技术手段进行规范化融合，遵循标准的同时即可自动化解合规风险，最终构建起真正值得信赖的数据流通环境。罗震还特别提到“数据托管”的概念，指出可通过技术手段确保托管数据必须经过授权方可使用，从而实现有效控制，而这也是企业低成本接入TDS生态的方式之一。

张丽红指出，医疗健康领域的数据流通面临多重挑战，例如，企业端因数据分类不清、合规使用界限模糊而导致员工对数据使用心存顾虑。她认为TDS模式及相关规则有助于确保临床数据的来源合法性，并期待数据跨境传输国际标准的出台，从而为企业在合规前提下安全出海提供清晰路径。此外，张丽红还对医疗数据流通链条参与方的利益分配、数据的使用便利性、数据共享等议题表达关注。

面对跨国企业在数据跨境传输中遇到的合规难题，栾罡认为关键在于找到平衡点，以在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同时实现企业内部数据资源的最大化利用。他指出，企业在寻找平衡点的过程中还需要考虑到大国竞争、国家安全、地缘政治等热点议题，而疾病更是医疗企业的最大挑战。栾罡呼吁：“我们要充分利用可信数据空间这个平台，真正把全球的资源绑定起来，从而更快、更好地提供更优的疾病解决方案，为全人类提供福祉。”

马嫣然则从医院的角度阐述医疗数据的价值出口：“如何让他们[医院]有意愿且可持续地释放数据价值予企业端使用，这是必须解决的问题。”她指出，TDS通过技术机制有效回应了医疗机构在建立可追溯的责任分配机制、为数据价值释放提供合规路径等方面的核心诉求，本质上构建了一种跨主体、可监管的信任共识，为医疗数据的安全流通与价值释放提供了关键支撑。

“对于医疗机构来说，数据能否使用，将来怎么用，是当下必须面对的核心问题。”江军将目光集中在如何使用数据之上，具体包括技术可信与资质认证、制度保障与伦理审查、商业激励与利益分配。江军还特别提醒企业，必须确保数据来源的合法性和算法的合规性。

现场照片

罗昉宜首先介绍了自己公司的AI应用场景。安盛天平已在集团要求下制定了自身的AI合规政策，并已完成评估。在业务应用层面，目前主要集中在前后端两大场景：前端通过AI车险报价系统实现更精准、高效的销售；后端则长期利用AI反欺诈模型进行理赔风险监测。

同时，为满足金融数据本地化监管要求，该公司独立部署了供内部员工使用的本地化AI工具。 “我本是一个I人，现在却能够通过AI准备发言稿，站在台上像很多E人一样发表自己的感想，这就是AI的一大功绩，” 罗昉宜笑谈道。

曾妮指出，企业若想在法律合规工作中落地AI应用，其关键在于将业务流程标准化后，再加以技术赋能。以合同审核场景为例，平安好医法务团队系统梳理了所有合同类型并提炼审核要素，构建智能审核平台；在诉讼管理方面，她的团队也利用AI工具对起诉状等文书进行分析，抓取矛盾点、时间线等关键信息。

她总结道，AI赋能帮助团队显著提升了效率，也降低了人力成本。虽然AI也有犯错，不能完全替代人力，但整体而言已经节省了大量时间。不过，她强调AI主要节约的是“八二法则”中“八”的部分，并不能真正的对其放权。“AI可以为我带来大量的优化和赋能，所以我一直觉得它不是对手，而是助手，”她说。

提到AI出错，话题自然转到幻觉这一重大行业难题。周颖认为需要在数据进出的过程中做好把关，因为提供给AI的数据质量越高，其产生的内容价值也会越高。另外，他建议在公司规则层面设立人工检查环节，不仅审查AI生成的内容本身，还要检查其数据来源是否真实可靠。

对于AI背后的伦理道德问题，周颖强调AI工具需要具备透明性和可解释性，并建议企业设立伦理道德委员会，特别是金融和医疗等受到高度监管的行业，以及建立内外部都可以使用的举报机制。他还预测，未来会出现“伦理审查师”这一新职业。

曹海洋也认为AI幻觉本质上是数据可靠性问题。“目前的AI都是大语言模型，其运作机理是根据之前习得的数据和文件，推测下一个字段的字在表达什么，”他解释道，并指出幻觉最终需要专业垂直的训练来矫正，而OpenAI等头部科企已经在做相关努力。不过，他也为AI提出了“辩护”思路，并抛出哲学问题：AI有幻觉，难道人类没有吗？

周欣如则强调AI工具的广泛应用无法替代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她分享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法嘉向公司各层级人员提供了关于AI的线上课程后，她本以为该课程会主要为年轻执行层所用，毕竟这一群体对于被AI替代最为焦虑；但后台数据显示的结果却恰好相反，管理层的学习完成情况呈断崖式领先。她据此提出，AI的作用是帮助大家更好地走“第二步”，而更重要的第一步，即面对困难仍决定去提升和突破自我，仍然需要自行迈出。

现场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