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上海CBLJ高峰论坛

王珺开场时指出，刑事风险的识别与策略化应对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尽管现实中的刑事案例令人生畏，但了解这些风险对个人和企业的长远发展有益。以往的经济纠纷如今常被视为刑事案件，可见刑事与经济风险界限愈发模糊。

韩兆一认为，企业的刑事风险防范策略应具备岗位针对性，明确对不同人员进行何种培训；流程针对性，识别不可或缺的流程；以及实体针对性，揭示前瞻性问题。法务工作者不应该将刑事理论视为高高在上的概念，无法转化为实际工作方法。这种误区需要纠正，以提高企业的风险管理能力。

作为一个拥有29年历史的法务部门的主管，张俊鑫指出企业应该建立风险合规清单，从根源上预防职务犯罪。“很多高层发生职务犯罪的原因可能是他跟公司之间的心理契约被破坏了”，他建议企业建立合理的薪酬激励体系，营造良好的企业文化氛围，并搭建多层次的防范体系。

周永强以“刑事无小事”为主题，从外企的角度，强调了思想教育与实践震慑的双重重要性，并指出要根据行业特性投入不同的风险识别。作为环保企业，他们特别重视防范环境污染罪，从业务流、资产流等多个环节进行风险识别。

中国企业“走出去”愈发炙热，对法务人员的认知水平和经验积累提出更高的要求。曹晖认为，企业在海外经营中须遵守当地法律法规，特别是在遵循宗教和习惯法律。关于刑事风险，她最初以为与自身企业关系不大，但最近意识到一些被投公司不仅会被起诉，甚至面临民事和刑事诉讼并行。她提醒大家，关注刑事风险“越谨慎越好，没有说做过头了的”。

周万里分析了刑事风险在全球范围内的变化趋势。他提到英美在扩大企业高管刑事责任方面的法律变化，以及反腐败和洗钱是当前企业面临的两大合规风险。他也提出一个问题：近年来，欧美企业内部的举报奖赏更加行之有效，这是否会构成妨碍司法，仍需观察。

杜佳虹指出，企业应通过立体化的风险防控手段，包括刑事、民事和合规法律服务的结合，来保障企业的治理和管理。在谈到企业如何应对海外刑事风险时，她引用了ISO标准，强调PDCA循环的重要性。她认为，企业可以借此更好地识别风险，并制定相应的管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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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璟钰分享了华谊兄弟在著作权法领域面临的困难，尤其是在惩罚性赔偿的适用上。针对《前任》系列电影的侵权案件，华谊兄弟在确定损害赔偿金额的过程充满挑战，并最终决定从侵权获利的角度入手，提出了两条思路：一是通过宣传成本的差异来计量侵权获利，二是通过异常票房收入的比较来支持赔偿请求。尽管最终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但为日后的同类困境提供了借鉴。

李莉则从技术维权的角度出发，讲述了在中国寻求惩罚性赔偿的艰难。但她近期也留意到上海高级法院的一个涉及汽车零配件的专利侵害案件，原告通过法院调取被告的销售记录和行业利润率数据，最终成功获得了1206万元的惩罚性赔偿，这为其他企业确定赔偿额基数提供了借鉴。

赵发喜发现，即便有了惩罚性赔偿的相关法律依据，实际操作中也会遇到不少困难，比如取证、发函等每一步都很关键，需要专业律师团队的协助。有时即便最终获得了法院支持，但因涉案金额较小，震慑力也不太强。如果在美国成为被告方，必须时刻防范原告的各种“套路”。

周昊从更广阔的视角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贪婪和恐惧是驱动一切法律、商业行为，乃至人类生存发展的关键词，惩罚性赔偿制度应结合法律与商业的实际，探索如何更有效地震慑侵权行为。他呼吁关注历史经验，以便为当今的法律实践提供启示，同时也不囿于现状，标准“会随着国际形势的改变更加适应我国体制及专案”。

最后，陆宇平分享了在日本企业法务工作中的经验，强调了法务部门与外部律师的协作。他提到，良好的沟通和合作能够为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提供有力支持，并分享了在行政和刑事维权方面的策略，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企业的打假效果。

圆桌会议主持人瞿晓峰总结道，目前国内仍需要进一步学习和探索如何更好地运用惩罚性赔偿制度。他建议，可以通过研究判例法的思路来学习国外的成功经验，同时企业内部的法务部门要与外部律所紧密配合，以更好地应对每一起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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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岩对于法律和人工智能的结合感到十分兴奋。他提到，平时法务经常使用工具包括ChatGPT、通义法睿、幂律智能、秘塔等。

陈岩强调了智能体的潜力，其作为一种自定义提示词结合自有知识的AI工具，解决一些具体且专门的需求，不仅能够快速上手，还能在一定领域内展现出显著的效率提升。

他举例，贝壳法务团队自研了大模型“Bella”，并结合外部的Kimi，开发出一款工商年检年报AI智能体。这款智能体将原本需要经验丰富的法务人员2-3小时才能完成的工作，缩短至新手仅需30分钟即可完成，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

合规层面，陈岩强调要从源头出发，建立一个内部框架，确保与产研和AI团队频繁沟通。他提到了模型选择、语料来源、标识规则、协议披露等合规考量。在模型应用阶段，关注大模型备案、资质、实名认证等事项，并强调对外协议的及时更新。“在今天中国的数据合规法规下，借鉴GDPR有效的内容和细则，我们把合规工作内化成一套适用于公司具体业务场景的规则，”陈岩说。

范磊从内部法律人需求和公司工具两个角度强调了AI领域法务合规的重要性。他认为，对全球法律法规和国际形势的了解至关重要，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领域。AI工具在合同审核和风险管理方面发挥作用，但需注意数据安全问题。

他提到，AI可用于系统化工作和业务风险分析，强调风险管理不是消除风险，而是在资源、战略和风险间取得平衡。“任何一个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一定是无时无刻不伴随着风险，并且企业越大，风险一定越来越高，”范磊说。他指出，不同层级的人关注点不同，法务回答问题需根据具体情况。

范磊认为，因为涉及到与客户、供应商等之间的关键数据交流，To B企业更关心数据安全性和网络安全性的问题，在开发过程中，他重点关注数据来源、知识产权和数据安全问题。

徐璞在讨论中提到，AI工具在法律检索和专项问题研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对于新兴领域或法律资源有限的情况，AI检索能快速帮助收集信息和提炼核心问题。在公司日常咨询中，需注意公司信息的保密，仅就一般性问题提出建议。处理纠纷时，可能采用类案分析等方式提供支持，但涉及合同审核和公司业务信息时会更加谨慎。

她从AI工具的用户端分享观点，强调企业需根据需求考虑AI技术的应用。虽然目前可能未大规模应用高端AI技术，但企业可通过大数据分析提炼关键信息并支持决策。徐璞说，企业需考虑AI的管理效率和成本支出，以及外部监管环境的不确定性。在决定是否采用AI时，需权衡不同管理模式可能带来的不确定性，尤其在各业务条线中确定AI可应用的环节是一个重要课题。

周昕总结了生成式AI的两大特性：创意和知识萃取。她指出，AI应用需结合业务场景，才能将其创意和知识处理能力充分发挥。法学背景出身的她，虽然不会写代码，但在作简单的数据分析工作时，她能够使用ChatGPT写出circle语句，快速对数据之间的映射关系实现表结构的搭建，并输出相应的统计分析的基础表单，从而提升工作效率。

周昕认为，AI并非神奇工具，“它的落地是一整套非常复杂的工程化落地的过程”，需要深入理解业务需求和痛点，合理利用其自动执行、规则理解和高效处理等能力。她强调了对AI的正确预期，强调不应强行使用AI，而是应该根据业务场景选择合适的工具。

卢璟分享，世辉律师事务所重视AI的开发，所内拥有一个由程序员组成的专门开发团队，根据律师需求开发相应产品。传统上需要耗费两个实习生三五天的工作，现在借助AI技术，文件生成仅需数分钟，在复核环节由资深律师审阅半日即可。

在实践中，他观察到如今的现实是“有价值的数据不合规，合规的数据没价值”。因此，他呼吁法律人共同推动立法变革和监管变革，解决数据合规与价值之间的矛盾。卢璟认为中国作为数据宝库，应在确保数据安全的基础上促进数据的有效利用，通过法律框架的改革和指引制定，使数据发挥最大潜力，推动产业和AI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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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一开始，主持人张秀秀介绍了题目中“2030年”这一时间节点的关键性。一方面，《巴黎协定》1.5℃全球变暖趋势下的温度上升控制目标时间点在2030年；另一方面，中国碳达峰的时间点也是2030年。

刘昉举例介绍了严格的欧洲标准，如《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CSRD）要求企业从2025年开始做双重披露，即企业管理行为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以及环境和气候风险对企业的财务影响。“长远来看，要把ESG和碳工作做好，碳数据的资产管理和系统是绝对不可缺少的环节，”她说。

桂时乔将ESG带来的机遇归结为三点：（1）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2）促进企业在注重自身短期财务表现的同时，也关注长期的利益和风险；（3）带动就业和业务机会。

林瑞华强调，企业要实现碳目标的战略策略需要多措并举，而这些举措要因地制宜。作为例证，她分享了不同国家玻璃回收的不同情况，如欧洲早已发起自上而下的“玻璃闭环”，而在中国玻璃包材则与日常垃圾混淆，需要增加回收成本。

王羽设想未来五至十年的趋势在于，监管会越来越细化与清单化，碳足迹等链条式管理会越来越紧迫，环保日常的记录、台账等数据信息越来越财务化，如碳资产、碳交易、碳金融等。“[这是]因为末端的规则，国内和国外之间存在规则上的巨大鸿沟，短期内可能难以弥补，”他说，“但前端企业内部的管理（数据和信息的管理）都大同小异，基本是往财务化的。”

赵若妤提出，无论是SDG（可持续发展目标）还是ESG，首先要构建以“碳”为核心的融合思维。提到绿色金融赋能的问题，她指出在“双碳”背景下，绿色金融能够实现一个多方共赢的结果。作为例证，她提到在一起破产重组案例中，技术方的技术得到了应用、破产企业因为碳资产的加入而收获了项目增值、律师提供了法律服务，而绿色技术银行也进行了碳资产的设计。

董琛提醒，有些场景可能会导致碳排放权的交易合同存疑，比如没有实际在全国或地方交易场所进行场内交易，或交易一方没有进行主体资格登记。另外，转型投资是近年火热的概念。董琛介绍，这是指针对传统的高碳排企业或行业，并不直接关停，而是通过长期投资、设备更新等手段，提升其效能，即形成了持续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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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迎的带领下，嘉宾们针对反垄断调查和dawn raid（黎明突击）等议题展开探讨。第一位发言嘉宾周颖强调市场份额高的企业面对国家工商总局反垄断调查时，一定要维护好自身权利。“我十多年前在一家公司，这家公司是头牌企业，曾经被国家工商总局反垄断调查，”他说，如果他今天仍为其效力，他会建议公司慎重考虑去挑战这项调查，因为在先的判决可能在后续诉讼中置公司于不利局面。

赵进在应对美国反垄断调查方面有丰富的经验。他建议企业应该要求员工制作清单，记录所有电脑文件，特别是涉及海外资料的文件。此外，他说执法部门进行黎明突击时会要求员工提供资讯，职员应该提前预备资料的备份，提供资料后要以拍照的方式通知法务上交了哪些资料。

沈悦志建议法务应与管理层沟通，安排进行黎明突击的排练。法务也应该多参与公司内部的商业会议，如果发现职员提出不适当、不合规的措施，应该第一时间将其“掐死在摇篮里”。

夏淳婷说欧洲企业特别重视黎明突击，并储备了非常完整的集团级别应对措施。法务需要把应对黎明突击的措施本土化，把法律措施变成业务能听懂的语言。

在反垄断的议题上，程国川说汽车行业算是反垄断领域的“老兵”，在十多年前就有该领域的指南。

尽管如此，通讯技术融入汽车为行业带来了新的挑战，汽车制造商正密切关注控制4G和5G专利许可费用的专利池。

吴蓉蓉说汽车行业的反垄断规则值得从事医疗行业的法务参考，例如在纵向垄断协议里对于中间商的概念。她建议法务应向业务部门同事厘清有关中间商的法律责任，并提醒他们有什么业务模式并不得到反垄断法的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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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场圆桌会议的主持人王小成指出，随着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的高净值人群在追求创造财富的同时，更加关注财富的传承和管理。他提到了国浩所针对家族企业传承的法律服务产品，以家族宪章作为顶层设计，有机结合家族信托、慈善基金、激励计划、遗嘱信托等工具。

从民营企业产业的角度，杭东霞认为家族传承最重要的环节是人，特别是企业家二代的个人能力培养。她强调，家族传承是非常系统的事情，除了产业搭配，还牵涉利益分配、家族关系等顶层设计，建议律师和服务群体从上位和宏观的角度提供一揽子解决方案。

李国旗认同传承的核心是人，因此更关注精神的传承。他提出通过家族宪章对家族精神进行总结，配套家族信托和激励机制，从而将传承的焦点集中到人而不是财产上。

基于产融结合的经验，田娜认为比人更重要的是事，即企业的做大做强做优。她将家族传承的系统工程归纳为“事、人、财、神”四个维度，即企业发展、内部人事、财务稳健、精神传承，最后指出一代向二代的传承应当是制度的传承和接班。

对此，周涛进一步指出，民营企业家在家族企业传承过程中还需要解决权利分配的平衡问题。利用家族信托和新公司法“同股不同权”的规定，可以实现所有权、控制权和收益权三权相扣，有效解决问题。

周萱则将传承方案总结为两重关系的处理，一是人和财产的关系，二是人和人的关系。她认为，股权信托是一个优秀的硬件工具，家族宪章和家族慈善等属于柔性架构，“软硬结合才是完整的股权传承方案。”

倪受彬肯定了信托在家族传承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其稳定性、私密性、灵活性和多样性，但同时指出中国的基础设施制度设计对家族传承支持不足，“下一步应完善登记制度、税收制度等制度供给，才能真正满足国内家族信托的需求。”

最后，王小成还补充，遗嘱信托可以指定自然人信托，确保股权过渡至指定接班人，从而可以作为家族企业财富传承的托底工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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